陇县档案局

张仲实，原名张安人，笔名张任远、实普等。1903年7月15日，他出生于陕西省陇县城北镇店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两岁时丧母，父亲长年在外打工，主要靠伯母抚养长大。1913年春，祖父送他到本村私塾里念书，跟一位本村的老秀才读四书五经。他学习用功，书念得很好，两年后给私塾先生的儿子做陪读进了县城的高级小学。1920年底，他高小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学校破格留校担任见习司书生，负责抄写课本等，每月工资约合一元钱，勉强维持生活。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刊，接触了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立下了“实业报国”的宏愿。1922年初，冯玉祥的“新军”在西安招募学生兵，张仲实积极投军，期间曾在国民二军做过宣传工作，但后因身体不适，离开该军。1924年8月，位于陕西三原县城北郊的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招生，他积极赴考，顺利通过考试，被分配到纺织专业学习。当时，三原是渭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多所中等学校，是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这里传播。在这样的氛围中，张仲实在学习专业之余，更加积极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青年》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科学与人生》等。张仲实通过学习研究，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信仰者。

1924年8月，李子建（即李秉乾，当时是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学生，三原人）受共青团中央委托，回家乡三原县发展团的组织。张仲实和三原各校的十几位进步青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同时成立共青团特支，由张仲实任特支干事，创办《渭北青年》。在此基础上各校陆续建立公开的学生组织，成立渭北学生联合会，张仲实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主席。由此，渭北的进步学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5年1月，中共豫陕区委在三原县发展党的组织，张仲实等一批优秀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中共渭北特支，由张仲实担任渭北特支书记。在三原党组织的领导下，三原人民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举行民众集会，拥护孙中山北上，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等，为北伐战争营造革命声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张仲实组织召开民众悼念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成立“渭北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5月，在张仲实等同志领导下，渭北特支组织开展了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还积极组织举办暑期讲习会，向青年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中国革命史、国民革命的形势任务等，推动了先进思想的传播和三原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

　　1925年10月，张仲实作为陕西省学生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与各地学生代表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旨在反对军阀段祺瑞的“首都革命”示威游行。尔后，他作为全国学联的特派员先后到河南开封、郑州和陕西传达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精神，宣讲“首都革命”的意义。1926年，张仲实在组织学生运动的同时，组织开展反对陕西军阀刘镇华运动，并于6月初为《向导》写了一篇通讯《刘镇华治下之陕西现状及农民的反抗运动》，揭露了刘镇华的种种罪行。不久，刘镇华攻打西安、三原，抓捕革命者，张仲实也在通缉之列。刚刚完成甲种工业学校学业的张仲实不得不迅速离开三原，绕道山西、河南等地去了上海，寻找新的革命途径。

1926年10月10日，张仲实与其他同学约60多人一道，乔装打扮，乘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苏联货轮离开上海，奔赴苏联。先是在海浪中航行7天，到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海参崴当时气温已在零下七八度,他还穿着夏装,而外面寒风凛冽,冻得他几乎下不了船,幸而来接的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才上了岸。然后又用约10天左右时间到达莫斯科，他被分配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工人运动史等。为了学好俄语，张仲实下了很大功夫。在大学里，老师上课都用俄语讲课，讲的都是基本知识和进行政治训练，不传授俄语知识。很多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时间都不太长，俄语不熟练，学习起来很吃力。都在课余自学俄语。张仲实认识到，要学习好理论，必须把俄语学好。于是，一有空，他就查辞典，读俄文。同朋友聊天、看电影、游公园、烧中国饭菜等，也都注意从中学习俄语。在星期天，别人都还在睡懒觉，他却按照平时规定的时间早早起床，怕影响别人睡觉，也怕别人笑自己“书呆子”，悄悄地拿上辞典，到学校的教室里，把门关上，读俄文。1927年上半年，他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任教务班长。

1928年4月，他经组织安排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苏联的留学生们也认识到学习军事和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所以，张仲实也曾经想学习军事并提出过正式申请，但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没有同意，还是让他留在“翻译班”，为的是发挥其特长，尽快翻译出我党急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教材。到翻译班后，与张闻天、伍修权等同志在一起，既学习理论，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教材讲义的翻译工作。在苏联留学的四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后来的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苏联留学期间，张仲实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俄语、马列主义理论，还学到了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本领，也经受了苏联政治斗争的锤炼。他与张闻天等同志在一起工作，在1928年第一次见到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等同志，结识了一大批苏联同志和朋友。这为后来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起，张仲实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继而兼任理事会主席，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名著译丛》和《国民公论》《世界知识》等刊物，还参加编辑了《抗战三日刊》，为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和读者、动员全民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年，他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发起工作，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那年后，他先后翻译的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5篇著作由生活书店出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提到了张仲实的译著，并大段摘引。之后，张仲实又翻译了罗逊达尔的《辩证认识论》，舍斯达科夫的《苏联历史讲话》，撰写专著《怎么研究世界经济》，这些都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些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9年，张仲实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邀请，赴新疆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副会长。此间，他在《反帝战线》《新芒》等刊物上发表了《略谈第一和第二两次反帝战争》《捷克吞并后的欧洲政治形象》等国际问题的文章，推动了革命思想在新疆的传播。国民党新疆军阀盛世才对杜重远、茅盾和张仲实等一大批进步革命文化工作者十分忌惮，暗中派人跟踪盯稍，无端非难。1940年2月，盛世才软禁了杜重远，张仲实等人的处境十分艰难。一天，在茅盾家里，张仲实与其谈论工作，盛世才闻讯后，即以改文件为借口召见张仲实企图实施拘捕，后因自感时机未到而放弃。

张仲实和茅盾以家事为由，向盛世才请假，准备去延安。盛世才口头答应，却一直拖着不准。1940年5月初，在新疆中共组织和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张仲实和茅盾一家人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盛世才表面佯装到机场送行，暗地密令部下在哈密机场将张、茅扣留，后因中共地下党员在暗中干扰，挫败了其阴谋。张仲实和茅盾一家飞往兰州后，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协助下，辗转西安，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1940年5月26日，张仲实和茅盾随朱德一行抵达延安。

　张仲实和茅盾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延安文化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张闻天专门来到他们居住的党中央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并彻夜交谈。毛泽东还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赠送给张仲实和茅盾。不久，经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批准，张仲实重新回到了党的组织中。延安政府和文化界还专门为他们的到来组织了欢迎会。　

这一年，也是张仲实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即从进步文化传播转变为革命理论传播，从而他自己也就逐步成为一位杰出的马列主义职业翻译家、理论家及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当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泽东鼓励马列学院的同志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张闻天还经常亲自过问此项工作。张仲实领导马列著作编译部的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包括《马恩丛书》10卷、《列宁选集》20卷。《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很重，只有极少数几卷有中文译本，是由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翻译的，其他大部分需要张仲实他们翻译。为完成任务，他们不辞辛劳，日夜苦干。张仲实亲自参加了20卷译本的校阅和审定工作。

　　1941年7月，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下设哲学、马列主义、国际问题、经济学、文学、党史等八个研究室，张仲实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毛泽东亲自兼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张仲实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亲自主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张仲实、吴亮平、柯柏年等参加此项工作。1943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张仲实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科长，后又任党的教育科科长（当时中宣部没有设局、处），主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宣传工作。这段时间里，张仲实、柯柏年、何锡麟、曹葆华等同志一起努力，继续翻译并最终完成了《列宁选集》20卷的工作。《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共30卷书的问世，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部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作战，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赛纵队（两个纵队共9个旅）。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组成。其成员有崔田夫（陕甘宁边区工会）、吴满有（农民、劳动英雄）、张喜林（延安商会）、白凌云（陕甘宁边区妇联）、孙君一（中央西北局）、黄静波（陕甘宁边区政府）、霍仲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孟洁（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缪海棱（新华社）和张仲实（党中央直属机关）10人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9人组成。崔田夫担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

　　慰问团携带慰劳品———猪羊肉3826公斤，慰问信200多封，于1947年1月13日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了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以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进行了广泛的慰问。1947年2月4日—18日，张仲实同慰问团成员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从《晋绥日报》上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十分感动，当即向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了刘胡兰被捕就义详情，并请慰问团成员缪海棱和白凌云两位同志到云周西村深入了解一下。缪、白两位同志在云周西村了解到刘胡兰生前确实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俩人还辗转找到了当时被阎匪胁迫参与行刑铡杀刘胡兰的两个人，此二人提供了刘胡兰最后就义时刻的详情：刘胡兰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接着，气急败坏的阎匪当着她的面将逮捕的6个农民铡死，企图以此威慑刘胡兰。但刘胡兰面不改色，她不住口地痛斥万恶的敌人,最后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说道：“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

　　了解到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的详情后，张仲实又让白凌云等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双亲。同时，慰问团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地区党委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他们向吕梁地区建议，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吕梁地区领导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吕梁地区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希望张仲实为烈士墓撰写碑文。但张仲实谦虚地认为自己写不合适，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慰问团为了向刘胡兰烈士表示敬意，全团携带慰问品———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若干，前往云周西村慰问烈士的家属。驻在文水城东南约5公里处麻家寨的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同志考虑到云周西村刚解放，不安全，劝阻慰问团前往，特派一排人将慰劳品送去，代慰问团表示慰问。另送挽联一副，表示沉痛哀悼。在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即于1947年3月中旬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家寨子（1946年11月间，延安形势紧急时，党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中央直属机关曾经疏散到这里及附近一带）。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延安各界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的英勇就义情形，以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3月26日，任弼时就把刘胡兰的事迹及时向当时正在瓦窑堡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也被刘胡兰为革命而慷慨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当即让警卫员研磨备纸，怀着沉痛的心情，挥毫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并嘱咐任弼时要抓住这一典型材料，在全国大力宣传，为中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增添力量。之后，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刘胡兰的事迹开始传颂。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仲实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和宣传部主任。1953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回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参与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组织领导和审稿工作。期间，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张仲实先生一生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晚年还抱病写成了通俗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和《列宁传略》等书，为中共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座谈会，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50周年，表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作出的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杨尚昆、邓力群、胡愈之、杨静仁，以及首都思想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周扬、夏衍、杨献珍、师哲等200多人到会祝贺。王震在讲话中，对张仲实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还专门为张仲实题词并书写“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为一位学者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庆祝会，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乃至整个学术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张仲实无愧于这样的殊荣。